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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,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,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腊月二十三,灶王爷上天的炮仗一响,这年味儿就像打翻了香料罐子,丝丝缕缕地,从巷子口、窗缝里、灶台上,热腾腾地漫出来了。
最先忙活的是奶奶。她那双枯瘦却异常灵巧的手,像变戏法似的,把雪白的面团揉搓成各种形状。枣花馍上的红枣像小姑娘羞红的脸;盘成圈的花馍,叫“圈福”,寓意把福气牢牢圈住;最威风的是那条面龙,两颗红豆做眼,栩栩如生,说是等二月二“龙抬头”再吃。蒸笼一揭,白茫茫的蒸汽轰然而起,瞬间吞没了半个厨房,那浓郁的、带着甜味的麦香,便成了年前记忆里最扎实的底味。
父亲的任务是写春联。他把那张老旧的大方桌搬到院子当中,铺开红纸,研好浓墨。我负责按住纸角。他屏息凝神,笔锋饱蘸墨汁,落下时却如行云流水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一个个遒劲饱满的字在红纸上站立起来,映着冬日难得的暖阳,闪闪发亮。写罢,他退后两步,眯着眼端详,像将军检阅自己的士兵。浆糊是母亲用白面熬的,黏得很。我踩着凳子贴对联,他在下面指挥:“左边高一点……好了!正了!”门楣贴上横批,门心贴上“福”字,连院里的老枣树也得了条“根深叶茂”,整个家顿时披红挂彩,精神抖擞。
真正的“大轴戏”是年三十。下午,厨房便成了母亲的战场。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是前奏,油锅的“滋啦”声是华彩。炸酥肉、炸丸子、炸带鱼的香气交织成一张网,把家里每一个角落都罩得严严实实,勾得人心里痒痒的,总忍不住溜进去偷吃一块,烫得直哈气。母亲笑着嗔怪:“馋猫!留着肚子晚上吃好的!”
年夜饭是无声的竞赛。鸡鸭鱼肉,煎炒烹炸,一道道菜把圆桌摆得层层叠叠,几乎没有放碗的地方。中间必定是一条完整的鱼,只看不吃,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电视里春晚开始热闹喧天,但我们的注意力全在眼前。爷爷抿一口酒,脸膛红润;奶奶不停地给这个夹菜,给那个添汤。大家的话比平时多了,笑声也格外响。平日里各奔东西的疏离,被这满桌的丰盛和升腾的热气一烘,便融化得无影无踪。
守岁是要守过零点的。瓜子皮、糖纸在茶几上堆成小山。窗外,零星的鞭炮声渐渐密集,终于在新旧交替的那一刻,汇成一片沸腾的、震耳欲聋的声浪海洋。烟花“嗖”地窜上天,轰然绽开,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,流光溢彩的碎片缓缓落下,像一场绚烂的梦。父亲也搬出鞭炮,长长的红鞭挂在竹竿上,点燃后噼里啪啦炸开一地红纸屑,据说这叫“碎碎(岁岁)平安”。
年初一,在崭新的衣服里醒来,空气里还弥漫着淡淡的味,像年特有的尾调。穿上新衣,先去给爷爷奶奶磕头,说吉祥话,换来压得红包装不下的压岁钱。然后便是走家串户地拜年。街上人人见面都拱着手,脸上挂着仿佛用不完的笑,道着“过年好”。平时或许有些隔阂,在这一天,一句祝福就能冰释前嫌。
如今,年货可以网购,年夜饭可以订酒店,春晚也常被当作背景音。人们总说年味淡了。可当我看到父亲依然固执地手写春联,母亲坚持在除夕夜包进的饺子,听到零点时分那无论如何禁不绝的、铺天盖地的爆竹声,我便知道,有些东西是冲不淡的。那是对团圆近乎执拗的信仰,是对“辞旧迎新”最质朴的敬畏,是深植于血脉里、关于“家”和“开始”的仪式感。年味,或许不再是具体的某种气味,它成了钟声敲响时,心头那一下共同的、安稳的颤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