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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，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，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老李的办公室像间杂物仓库，作业本堆成摇摇欲坠的塔，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沉沉浮浮。他总伏在那张漆皮剥落的旧桌前，头顶微秃，蓝衬衫袖口磨得发白。在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心里，他是个挺没存在感的小老头——直到那个停电的晚自习。
整栋教学楼骤然陷入黑暗，惊呼声还未落地，一道摇晃的手电光就从走廊那头劈开黑暗。“都坐着别动！”是老李的声音。他一手举着老旧的大号手电，一手拎着个脏兮兮的工具箱，裤腿上沾着不知道哪来的灰。我们看着他像只灵活的鼹鼠，挤开后排的课桌，钻进讲台底下。黑暗中，只有工具碰撞的叮当声，和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。
“李老师，您还会修电啊？”有同学忍不住问。
“嘘——别吵，我在接线呢。”他的声音闷闷地从讲台下传来，“这活儿，跟教书一个道理。”
那一刻，手电的光晕恰好照亮了他半边脸。汗水顺着皱纹沟壑流下，他咬着嘴唇，花镜滑到鼻尖，眼神却像鹰一样，死死盯着那团五颜六色的电线。那神情，竟和他批改作文时一模一样——他总是逐字逐句地“接通”我们那些混乱的思绪，把短路的情感、跳闸的逻辑，一根一根耐心地接好。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老李年轻时在工厂干过电工。下岗后，凭着一股劲儿考上师范。他说，机器接线，接错了顶多跳闸；给人“接线”，接错了可能误人一辈子。所以他对那些“接触不良”的学生格外上心。
比如张伟，那个永远坐在角落、一说话就脸红的男生。他的作文本总是大片空白，像断开的电路。老李不去批评，反而搬个凳子坐他旁边，从“今天午饭吃了什么”开始聊，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“引线”。三个月后，张伟交上来一篇写父亲沉默背影的作文，老李当着全班念了，说：“看，这条线，接亮了。”
又比如我。高二那年心浮气躁，数理化全线“短路”，只想放弃。老李把我叫到那间杂物仓库般的办公室，没讲大道理。他拿起一支红笔，在纸上画了两个歪歪扭扭的电路图：“你看，这是并联，这是串联。人生不是非得一条路跑到黑的串联电路，你这几条线暂时不通，别的支路还亮着呢。关键是你自己，得先把自己接进‘回路’里。”他用的全是电工的黑话，我却听懂了。临走时，他塞给我一本《毛姆短篇小说选》，说：“这里头的人，也都是这么修修补补，把自己接上的。”
高考前的春天，老李病了，说是喉咙里长了个东西，要动手术。回校那天，他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说话像破风箱。医生让他静养，他却哑着嗓子给我们讲《红楼梦》里的诗词，说那是“最精密的语言电路”。板书写不了，他就用那只长满老茧的手，在黑板上画奇怪的符号——那是他自己发明的“语法电路图”。他说，主语是火线，谓语是零线，宾语是负载，一个句子，就是一个完整的回路。
最后一次课，他勉强能发出一点声音。他说：“我可能没法把你们每个人都送进名牌大学这根‘主线’。但我希望，至少我这三年，帮你们把心里的那盏灯接上了。以后不管走到哪条‘支路’，记得自己是能发光的。线路断了，就学着自己接；别人的灯暗了，也试着帮一把。”
他没有祝我们金榜题名，也没有说前程似锦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蓝衬衫依旧洗得发白，脖子上的纱布已经拆了，留下一道浅色的疤痕，像一道接好了的、坚韧的线。
如今，我也站在了讲台上。每当看到学生眼里闪动迷惑的光，我就会想起那个停电的夜晚，想起老李从讲台下钻出来，一脸灰却笑得灿烂：“搞定！灯亮啦！”然后，我学着当年的他，拿起笔，轻轻地说：“来，我们看看，这根线，该怎么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