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繁星消逝的夜晚，我遇见了爱情遗落人间的模样》

老周是我们镇文化站最后一位电影放映员。他的银幕像一块发亮的补丁，在打谷场、学校操场、谁家院墙前亮起过上千次。他来我们镇的那年，我八岁。他带来了一部叫《庐山恋》的片子，银幕上的男女主人公羞涩地靠近，全场屏息。就在那最安静的一刻，我前排一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姑娘，忽然轻轻“呀”了一声，指着远处。我看见老周站在放映机旁的光束里，正远远望着她，嘴角带着一点极淡的笑意。光束里的灰尘在他身边飞舞，像一场为他独放的金色烟火。那个姑娘，是村里小学新来的音乐老师，姓林。

后来老周总来我们镇，片子轮换，但《庐山恋》他总会夹带在别的胶片盒里。每次放它，林老师总会坐在差不多的位置。再后来，他们结婚了，林老师调去了县城的学校。老周还是下乡，但每次回县城，都算准了日子，给林老师带去一卷新的电影胶片——不是公家的，是他用攒的放映补贴买的“内部参考片”。他说，放给一个人看，也是放映。

时间跑得比胶片还快。镇上的年轻人去了外地，打谷场装了路灯，家家户户有了电视和网络。老周的放映场次从一个月几次，变成一年几次。文化站最后撤销了，那台老旧的胶片放映机进了县电影博物馆，老周也老了。大家开始叫他“周伯”。

林老师退休后，身体忽然就垮了，是阿尔茨海默。她渐渐忘了很多人和事，说话变得很慢，眼神常常空茫地落在不知名的地方。儿女想接他们去省城，老周拒绝了。他把老房子朝南的屋子收拾出来，刷得雪白。

然后，在一个寻常的黄昏，我看见那面白墙亮了起来。是老周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又弄来了一台小型的二手胶片放映机。他正笨拙地调试着机器。没有银幕，影像直接投在墙上，有些歪斜，边缘模糊。胶片转动的声音，咔哒、咔哒，熟悉又陌生。

墙上出现了年轻的、扎着粗辫子的林老师。那是他多年前为她一个人放映时，用单位摄像机悄悄录下的一小段。画面抖动，色彩有些褪变，但那个年轻的姑娘，正托着腮，看着前方，眼睛里映着电影的光，亮晶晶的。然后，我看见现在的林老师，被老周扶着坐在藤椅里。她茫然地看着墙上那个陌生的、年轻的自己。老周凑在她耳边，用所有人都能听清的声音，慢慢说：“看，放电影了。给你一个人放的。”

林老师怔怔地看着，看了很久。屋里只有胶片转动和呼吸的声音。忽然，她极其缓慢地转过头，看向身边白发苍苍的老周。她的嘴唇蠕动着，像一个学语的孩子，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。老周把耳朵凑过去。然后，我们看见，泪水从他深陷的眼窝里，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。

没人知道她说了什么。但从那天起，老周每天黄昏都为林老师“放电影”。有时是那段短短的录像，有时是《庐山恋》的片段。白墙成了他们之间最后一块，也是唯一一块银幕。

去年秋天，林老师走了。葬礼后，我去看老周。他坐在那间空荡荡的屋子里，那面白墙空空荡荡。我不知该说什么，他却指了指那墙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最平常的事：“这块银幕，黑了。我这一辈子，只为一个观众放映。现在，观众走了，放映员也该下岗了。”

我看向那面墙。夕阳正透过窗户，斜斜地铺在上面，温润的，橘红色的，像一片无声的、永恒的光斑。我突然明白了，那不是一片空白。那上面写满了无法被胶片记录的、最微不足道又最磅礴的爱：那是每一次胶片转动时他望向她的侧影，是他凑在她耳边说“给你一个人放的”热气，是她最后认出他时，他落下的那滴眼泪。所有的爱与光阴，都曾被那束光照亮过，然后，被这面沉默的白墙，永远地收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