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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，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，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《洪范》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食就是农业种植可以吃的谷物，货就是可以穿的布帛，以及金、刀、鱼、贝等，是用来分配财利、互通有无的。食和货是百姓生活的根本，从神农氏的时代就开始了。书中说，“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”，教天下人耕作技术，食物就充足了；“日中为市”，汇聚天下百姓和货物进行交易，财货就流通了。食物充足、财货流通，然后国家才能富实、百姓才能富裕，教化才能成功。治理国家的基础在于安民，让他们富足然后加以教化。
古代圣王治理百姓，以让百姓附着于土地为根本。要建立田亩制度，划定地界。他们划分土地给百姓耕种：上等田每个男丁一百亩，中等田两百亩，下等田三百亩，根据土地的肥瘠轮耕休养。农民家的其他成年男子也能按人口分田，士、工、商家庭则五口人相当于一个农夫。百姓二十岁受田，六十岁归田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由国家供养，十岁以下的儿童由国家养育，十一岁以上的则由国家督促学习。要求百姓在田边宅地种桑树、种菜蔬，饲养家畜，妇女养蚕织布，这样五十岁可以穿上丝帛，七十岁可以吃上肉。
在地方组织上，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，层层递进至一万两千五百户为一乡。乡里设有学校，春季督促百姓下田耕作，冬季则回到聚居的邑中。八岁入小学，学习基础知识；十五岁入大学，学习圣王礼乐。其中优秀的人才可以逐步选拔到更高层级的学校深造。国家还会在春季派官员巡行采集民歌，以了解民情。这就是先王使百姓富足并进行教化的大致方法。
到了战国时期，李悝在魏国推行“尽地力之教”，并提出了著名的“平籴法”。他认为，粮价太贵会伤害一般民众（消费者），太贱会伤害农民。善于治国的人，要让民众不受伤害而农民更受鼓励。他计算了一个五口之家的农夫家庭的收支，发现即便辛苦耕种，在缴纳赋税、支付衣食和祭祀等开销后，往往入不敷出，这是农民常陷贫困的原因。他建议根据年成好坏（上熟、中熟、下熟、饥荒），在丰收时收购粮食储存，在歉收时平价卖出，以此稳定粮价，保护农民和消费者，使国家富强。
秦朝用商鞅变法，废除了古代的井田制，奖励耕战，虽然让秦国强大并吞并了诸侯，但也导致贫富悬殊，富者累巨万，贫者食糟糠。秦始皇统一后，对内大兴工程，对外征伐，征收大半的赋税，征发贫民戍边，导致男子拼命耕种也不够交粮饷，女子努力纺织也不够做衣服，天下资财耗尽也无法满足其欲望，最终海内愁怨，政权崩溃。
汉朝建立之初，承接了秦朝的衰败局面，民生凋敝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。高祖于是减轻田租，实行十五税一。到汉文帝时，贾谊上书强调积蓄粮食是国家的命脉。他指出，生产的人少，消费的人多，国家财富就会枯竭。一旦发生大范围旱灾或边境战事，国家将无粮可赈、无饷可发，非常危险。他极力主张驱使百姓回归农业，从事根本的生产，这样才能使国家富足安定。
晁错接着向文帝进言，深刻分析了农民的艰辛和商人的兼并。他说，一个五口之家的农夫，服役的不下两人，能耕的地不过百亩，收成不过百石。他们一年四季没有休息，还要应付官府徭役、私人交际，加上水旱灾害和急征暴敛，常常被迫半价卖粮，甚至出卖田宅子孙来还债。而商人则囤积居奇，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却穿锦衣、吃美食，乘坚策肥，凭借财富结交权贵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、农民流亡的原因。法律上轻视商人，商人却已富贵；法律上尊重农夫，农夫却已贫贱。要想让百姓务农，关键在于抬高粮食的地位；抬高粮价的办法，在于让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换取爵位或免除罪罚。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，下令百姓可以输送粮食到边境，根据数量授予不同爵位。后来景帝时期将田租减为三十税一。经过文帝、景帝的休养生息，到汉武帝初期，国家无事，百姓家家富足，都城和边地的粮仓都满了，国库钱财积累极多，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，粮仓的粮食层层堆积以至于腐烂。物极必反，财富的积累也滋生了奢侈兼并的风气。
后来，董仲舒对汉武帝指出，古代税收不过十分之一，役使百姓不过三天，百姓财力充足。秦朝用商鞅之法，废除井田，土地可以买卖，导致富人田连阡陌，穷人无立锥之地。粗税田租盐铁之利比古代重二十倍，贫民常穿牛马之衣，吃猪狗之食。他建议汉朝应限制私人占田数量，堵塞兼并之路，盐铁之利归还于民，减轻赋税徭役，以宽舒民力。但后来武帝时期耗费巨大，天下虚耗，又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武帝晚年悔悟，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下诏强调当前要务在于全力务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