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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,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,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韩愈这名字,在中国读书人心里头,那是块响当当的牌子。他是河南河阳人,自个儿常说郡望是昌黎,所以后世都管他叫韩昌黎。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,去世在穆宗长庆四年,这五十多年,正赶上唐朝从中兴往衰落里走的时候,藩镇闹得凶,佛道两家又特别受朝廷推崇。韩愈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,活出了读书人的一身硬骨头。
他三岁就成了孤儿,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。七岁开始念书,十三岁就能写文章,十九岁跑到长安去考进士,考了四回才考上。后来考博学宏词科,又是连考三回没中,干脆不做官了,跑到汴州当幕僚去。直到三十五岁才当上京官,可没过两年,就因为上奏章说早些年关中大旱,百姓日子苦,得罪了权贵,给贬到广东阳山去当县令。这起起落落的官场路,倒把他那股倔脾气越磨越亮。
要说韩愈这辈子干的两件顶了不起的事,一件是搞“古文运动”,一件是“谏迎佛骨”。唐朝那时候,写文章都流行骈文,讲究对仗工整、辞藻华丽,可内容往往空飘飘的。韩愈不乐意,他非要把秦汉以前的散文风气给找回来,主张“文以载道”,写文章得说实在话、讲实在道理。他带着柳宗元这帮人一块儿使劲,愣是把这股风气给扭过来了。苏轼后来夸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说的就是这事儿。
元和十四年,唐宪宗要把法门寺的佛骨迎到宫里供奉三天。韩愈一听就急了,上了道《论佛骨表》,说佛教是外国传来的玩意儿,历史上信佛的皇帝都短命,这话可捅了马蜂窝。宪宗皇帝气得要杀他,多亏有人求情,才改贬到潮州去。他在去潮州的路上写了那首有名的诗: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。”可就算到了潮州,他还是老样子,该干嘛干嘛,兴办学堂、驱赶鳄鱼,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。
韩愈的文章,那真是有气势。像《师说》里头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”,《进学解》里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,这些话到今天还被人挂在嘴边。他写诗也怪,爱用些生僻字,格局拉得开,像《南山诗》《石鼓歌》,都透着股雄奇劲儿。不过他这个人,可不光是板着脸说教的。他重感情,对朋友实心实意,张籍、孟郊、贾岛这些诗人,都受过他的帮助提携。在潮州时写《祭鳄鱼文》,看着是跟鳄鱼较劲,里头藏的其实是替百姓除害的心。
他晚年回京城当了吏部侍郎,人们都叫他“韩吏部”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,谥号“文”,所以后世也叫他韩文公。他的学问,上承孔子孟子,下启宋朝的理学,是唐宋八大家里头打头阵的人物。更难得的是他那股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劲头,在皇帝面前都敢说真话,这种读书人的风骨,才是最让后人佩服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