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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,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,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那年夏天,我第一次摸到北大西门的石头柱子。手心蹭着温热的红漆,抬头看檐角割开的一小块蓝天,槐花细细碎碎掉在肩头。十六岁的我不敢说“我要考北大”,只敢在日记本上用铅笔反复描摹“未名湖”三个字,描到纸都快破了。这梦是美的,美得像博雅塔尖停着的那片云;也是涩的,涩得像光荣榜时喉咙里堵着的酸。
我们县城高中的布告栏里,隔几年才会出现一个北大的名字。名字总是被描上金边,照片里的学长穿着白衬衫,笑得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。班主任指着他说:“看看,这是考上去的。”她说“考上去”,好像那地方是座山,山顶藏在云雾里。我的课本空白处渐渐爬满“北大”的笔画,有时是工工整整的楷书,有时是慌张的连笔,像是怕被人看见。这梦从此有了形状——是晨读时冻红的指尖,是月考卷子上鲜红的排名数字,是凌晨两点窗外唯一亮着的那盏路灯。
高三的冬天,我终于攒够勇气,跟着学校组织的参观团走进燕园。脚步踩在结冰的未名湖面上,咯吱咯吱响。有个男生抱着书从图书馆台阶上跑下来,围巾被风吹得老长。我突然觉得,这座园子里的风都和别处不一样,它吹过百年讲堂的窗棂,吹过图书馆老旧的书架,也吹过一个外省高中生冰凉的脸颊。我在李大钊像前站了很久,心里那座羞涩的梦,突然变得沉甸甸的。原来梦不只是录取通知书上的钢印,也是这些石头、这些树、这些匆匆身影所承载的“别的什么”。那天我在小卖部买了张明信片,背面是秋日的银杏大道。回来后在背面写:“要配得上那里的秋天。”字写得极轻,像怕惊动什么。
二模成绩出来那天,我撕掉了所有写满“北大”的便签。母亲在门外轻轻说:“没关系,咱们考别的也很好。”可是夜里,我又爬起来,用胶带把碎片一点点粘回去。胶带在灯下反光,照着那些破碎的笔画,竟像星星。我才明白,这梦的美丽不在圆满,而在那点不甘的羞涩里——像未绽的花苞,像欲言又止的嘴唇,像未名湖心将化未化的薄冰。
后来我没能去看北大的春天。录取通知书来自另一所不错的大学,我把那张银杏明信片夹进笔记本,和那些粘好的碎片放在一起。去年出差路过北京,特意绕去东门站了一会儿。黄昏里,学生们刷卡进出,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。我忽然想起十六岁那个涩涩的午后,那个连梦都不敢大声说的自己。北大终究成了我地图上的一个点,美丽而遥远。但我知道,有些路不一定非要走到头才作数。那个曾让我脸颊发热、心跳加快的名字,早已在那些描摹的笔画里,在那些凌晨的灯光里,完成了它对一个少年最庄重的塑造。
如今偶尔还会梦见那片未名湖的水光。醒来也不怅然,只觉清晨的风吹过窗台,像许多年前燕园里那次一样,凉凉的,带着历史的尘土和青春的书页气。梦依然是羞涩的,缩在记忆的角落里,安静地美着。而我也终于敢说:我曾那样赤诚地,做过一个关于星的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