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的行路纪：一份真实坦白的个人自传》

我出生在皖南一个被群山环抱的村子里。村口有棵老樟树，树干上拴着褪色的红布条。我的童年记忆总带着一股柴火混着潮湿青苔的气味。父亲是乡村教师，母亲种着几亩水田。家里最醒目的是一面斑驳的书墙，那些缺角卷边的书，是我最初眺望山外的窗户。七岁那年，我垫着板凳，从最上层抽出一本《地图册》，蓝的海、黄的土、曲曲折折的国境线，我用手指一遍遍描摹，纸上的世界比我走过的田埂远得多。

十六岁，我背着褪色的帆布包，坐着绿皮火车去省城读师范。离家的清晨，母亲往我包里塞了十几个煮鸡蛋，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站稳讲台。”车窗外的山峦由浓绿变为灰黄，我第一次感到一种失重的自由，也第一次尝到乡愁——它是在异乡食堂吃到一粒熟悉味道的腌菜时，猛地涌上鼻腔的酸涩。师范三年，我像一块干瘪的海绵，泡在图书馆和琴房里。我读鲁迅的“铁屋子”，也读惠特曼的“自我之歌”，在那些激昂与苦闷的文字里，试图拼凑出一个模糊的“我”该有的形状。

十九岁，我回到县城小学，成了父亲希望我成为的人。我的“讲台”在一栋红砖楼的二层，推开窗就能看到操场上奔跑的孩童和远处静默的厂房烟囱。我教语文，带孩子们念“离离原上草”，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，映着窗外真实的野草。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的纸，平整而相似。直到一个秋日，我收到一封来自沿海城市的信，是我师范时最仰慕的文选老师写来的，信里只有一句话：“此地甚好，有风可御，有海可望。若囿于方寸，心野便荒了。”那张薄薄的信纸，像一根针，扎破了我按部就班的生活。

二十五岁，我做出了让父母沉默的决定。我辞去教职，登上南下的火车，目的地是那位老师信里提到的、有海的城市。我在一家文化公司找到一份校对的工作，住在一间能听见货轮汽笛声的出租屋里。都市是另一座森林，规则陌生，节奏迅疾。我用笔对抗过盗版书的讹误，也为了一行诗的韵脚与人争得面红耳赤。我见过凌晨三点的印刷厂，也见过落魄诗人在酒馆朗诵时眼里的光。那些年，我像一块溪流里的石头，被生活的水流冲刷得日益粗粝，也渐渐圆润。我恋爱，又失恋；攒钱，又为一场想看的画展花光；在人群中感到沸腾的孤独，也在独处时拥有饱满的宁静。

三十五岁，父亲病重。我回到故乡的山村，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，握着他枯瘦的手。他已说不出话，只是用眼睛长久地看着我，那目光里有我童年时熟悉的严厉，也有我从未见过的、如远山暮霭般的柔和。他走后，我在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他抽屉最底层，用牛皮纸仔细包着的，竟是我这些年零星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报，每一篇旁都有他工整的铅笔小字注明的日期。那一刻，群山静默，我忽然懂得，我的“出走”与他的“坚守”，原是同一条路的两侧。

如今，我在省城安了家，做着一份与书籍相关的工作。阳台上种着几盆薄荷与茉莉。偶尔，我会想起村口的老樟树，想起师范图书馆午后阳光里的尘埃，想起沿海城市带着咸腥味的晚风。我这半生，从山村到都市，再从都市回到离故乡不远的城市，像一个画圆的过程。起点与终点看似重叠，但半径之内，我已遍历不同的山川与风雨。我不再热衷于寻找某个确切的“答案”或“归宿”。路本身就是意义。我仍在路上，带着父亲凝视的目光，带着山海赠予我的风声，平静地，走向我的黄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