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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，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，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办公室靠窗那张旧木桌，总堆着作业本和半杯凉茶。李老师就坐在那儿，鼻梁上架着老花镜，红笔尖在本子上沙沙地走。粉笔灰染白了他鬓角，也落进他洗得发白的蓝衬衫领口。
那年我数学差得厉害。月考卷发下来，三十七分，我把它揉成团塞进书包最底层。放学后他叫住我，没提分数，只说：“操场边那棵老槐树瞧见没？它身上有道疤，是雷劈的。可你看，今年冒的新芽比哪年都旺。”他摊开我的卷子，一道题一道题地讲，数字和公式在他嘴里活过来。讲完已天黑，他拧亮台灯，光晕染开一小片暖黄。“回家吧，路上看车。”他顺手往我兜里塞了两颗水果糖，糖纸窸窣响。
他讲课声音不高，却能把最枯燥的定理讲出故事来。讲几何，他说这是空间的诗；讲方程，他说这是寻找平衡的哲学。他板书极工整，粉笔字方方正正，擦黑板时总小心地先拍掉袖口的灰。有次我值日，见他弯腰从讲台边拾起半截粉笔头，轻轻放进铁皮盒里。那盒子旧得生了锈，里面躺满了长短不一的粉笔头。
毕业前最后一课，他什么也没讲，只让我们自习。教室里静极了，只有风扇转动声和翻书页的声响。快下课，他忽然站起来，走到黑板前，写下八个字：“堂堂正正，干干净净。”写完拍拍手上的粉笔灰，望着我们笑了笑：“好了，走吧。”阳光斜照进来，粉笔灰在他周身细细地飞舞，像光阴的尘埃。
如今我也成了老师。批改作业累了，会泡杯茶望向窗外。我总记得那个黄昏，他讲完题，推推眼镜说：“别怕慢，每一步都算数。”铁皮盒里的粉笔头，作业本上的红批注，还有那两颗皱巴巴的水果糖——这些细碎的温暖，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。如今它已长成一棵树，枝干朝着他期望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