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非假：我家乡的柳州记忆

我的家乡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村子里，那里的春节，是从腊月二十三的灶糖味儿开始的。过了小年，年味儿就像被风吹散的炊烟，丝丝缕缕地钻进每家每户的门缝窗隙。大人们开始变得忙碌而琐碎，而我们孩子，则开始被一种甜蜜的焦躁填满——盼着那身新衣裳，盼着那串小鞭炮，更盼着那顿一年里最丰盛、最隆重的年夜饭。

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。 这老话儿在我家是半点不打折扣的。母亲会熬上一小锅黏稠的麦芽糖，让我们兄妹几个分着吃，说是要粘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“上天言好事”。那糖粘牙得很，吃得我们龇牙咧嘴，却又满心欢喜。扫房子是全家总动员，父亲绑着长扫帚清理房梁屋角的陈年积尘，母亲和姐姐用碱水刷洗所有的家具碗碟，我和弟弟则被派去擦玻璃。屋里屋外，每一个角落都要亮堂堂的，寓意把一年的晦气统统扫出门。

真正的重头戏在腊月二十九和年三十。二十九这天，父亲一定会蒸上几锅大饽饽。那可不是普通的馒头，是嵌着红枣、点上红点的“枣饽饽”和“圣虫”。面发得要旺，揉得要透，蒸出来的饽饽才能白胖暄腾，顶上裂开三瓣或四瓣的“笑口”，预示着来年的日子笑得开怀。蒸饽饽的灶火一烧就是一整天，蒸汽混合着麦香弥漫了整个院子，那是一种踏实而丰足的味道。母亲则在厨房里准备炸货——炸藕合、炸酥肉、炸萝卜丸子。滚油锅里滋啦啦的响声，是春节交响乐里最欢快热烈的章节。我们总是忍不住溜进去，刚出锅的丸子烫得左手倒右手，也舍不得放下，母亲便会笑着嗔怪一句“小馋猫”。

年三十下午，是最庄严的时刻——请神。 父亲带着我们，捧着写有先祖名字的“家堂”（一种族谱挂轴），恭敬地请到正屋北墙悬挂。摆上饽饽、鱼、肉、水果各色祭品，点燃香烛。一瞬间，屋里便笼罩在一片肃穆而温暖的氛围里，仿佛逝去的长辈们也回家团圆了。这一刻，嬉闹被收敛起来，我们明白了春节不只有热闹，还有慎终追远的牵挂。

年夜饭自然是一年中最隆重的。圆桌摆得满满当当，必定要有鱼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；要有鸡，寓意“大吉大利”；要有猪蹄，父亲笑称是“挠钱耙子”，来年多抓钱财。一家人围坐，平日里节俭的父亲也会破例开一瓶好酒，给每个人都倒上一点，说些祝福的话。外面的鞭炮声已经此起彼伏，我们孩子的心早已飞了出去。匆匆扒完饭，便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衣新鞋，跑到院子里。父亲把一挂长长的红鞭挂在竹竿上，点着引信，噼里啪啦的爆响瞬间炸开夜的宁静，空气中弥漫开熟悉的硝烟味，这是年的气味，也是幸福的气味。

初一的拜年是一场盛大的仪式。 天还没亮透，我们就得起床，吃一碗寓意“年年发”的发糕和饺子（饺子里常常包着或红枣，谁吃到了就是一年的好彩头），然后跟着父母出门。从本家的爷爷奶奶开始，到村里的长辈家，进门就是磕头问好。长辈们则会笑呵呵地扶起我们，塞一把糖果瓜子，有时还有一个薄薄的红包。街上全是穿着新衣、满脸喜气的人们，作揖的，寒暄的，笑声能传出去老远。整个村庄，在这一天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、血脉相连的大家庭。

正月里的热闹要持续到元宵节。 我们村有“扮耍”的习俗，就是扭秧歌、跑旱船、舞龙灯。锣鼓家伙一响，半个村子的人都聚拢来看。演员都是村里的叔伯婶子，画着滑稽的妆，迈着夸张的步子，逗得大家前仰后合。最后的舞龙灯是高潮，长长的龙身在夜幕下翻转腾挪，龙眼里的灯泡熠熠生辉，追逐着前面的宝珠，引得孩子们一路欢呼跟随。十五晚上吃了元宵，看了龙灯，这个年，才算真正过完，心里头被一种满满当当的快乐和期待填着，足以支撑我们走向又一个春天。

如今离家多年，城市的春节安静得多，也简单得多。但我总会想起家乡的春节——那灶糖的黏甜，那扫尘的清爽，那蒸腾的麦香，那震耳的爆竹，还有那清晨此起彼伏的磕头拜年声。那不仅仅是一系列习俗的堆砌，那是一整套严整而温暖的仪式。它用气味、声音、色彩和行动，把“家”和“根”的概念，深深地烙进每一个游子的心里。它告诉我，无论走多远，总有一个地方，会为你亮着一盏守岁的灯，留着一副团圆的碗筷。这便是我的家乡，这便是我们最质朴、最隆重、最深沉的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