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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，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，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黑板右上角一直贴着那句“今日不肯埋头，明日何以抬头”。粉笔印有点糊了，边角卷着，可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在所有抬眼就能看见的人心里。
老班说这标语是他带的第三届学生留下的，那一届最后出了六个重点大学。我们私下嘀咕过这话的真假，但没人去求证。高三的教室像一艘闷罐船，标语就是焊死在舱壁上的气压计，红色的刻度指着“现在”与“未来”之间那条被挤压得越来越细的缝。早上六点半，天还没亮透，第一个进教室的人开灯，那行字率先被日光灯刷亮。它沉默地俯视着陆续瘫进座位的身影，看着我们扯出试卷，把脑袋埋进哗啦啦的纸页里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丘。所谓的“埋头”，真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低头，颈椎酸痛，视线模糊，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，是这艘船上唯一的、永不停歇的海浪声。
课间十分钟，有人站着扒拉两口早饭，眼睛还粘在单词本上。标语就在他侧后方，像一个无声的监工。偶尔有人彻底累瘫，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，闭上眼想偷一分钟的闲。可只要一扭头，或者被同桌撞一下胳膊，那行字就又跳进余光里。“明日何以抬头”——“明日”是个太重的词，它不光是高考放榜那天，它被想象成未来所有可能的总和：父母的叹息或笑容，亲戚的询问，同学会上的座位，甚至很多年后自己回望这一刻的眼神。它把一场考试，膨胀成了一个关于人格与尊严的审判。于是，抵着桌面的脑袋晃了晃，又挣扎着抬起来，灌下一口凉透的咖啡，继续把自己摁进题海。
也有反叛的时候。一次模考后，教室里气压低得能拧出水。不知谁用红色的修正液，在那句标语的“明日”下面，画了一个大大的、咧开的笑脸，旁边还潦草地写着“活在当下”。我们都看见了，没人说话，心里有点恶作剧的快意，像在密不透风的墙上凿开一道微小的缝。但第二天，那个笑脸就被值日生用湿抹布狠狠擦掉了，留下了一块比周围更白的痕迹，像一块新鲜的伤疤。标语还是那标语，沉默，顽固，带着被挑衅后更显冷硬的权威。
倒计时变成个位数时，教室里反而有种诡异的平静。标语还在那儿，看久了，像是墙上自然长出的纹理。最后一次晚自习结束前，老班什么也没多说，只是让大家再看看那句话。我盯着它，忽然觉得“埋头”和“抬头”之间，或许不是一段因与果的垂直坠落，而是一个完整的、用尽全力的动作。我们把整个青春的重力势能，都压在这一个“埋头”里，只为换取那一次“抬头”的动能。它不保证你看到什么风景，只保证你拥有一次“抬头”的资格与力量。
离校那天，我最后离开，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教室。标语还在，守着满室狼藉的废纸和积攒了一年的疲惫。它完成了它的任务，像一根磨得光滑的船桨，被留在了上岸的沙滩上。而我们，无论明日是否如愿抬头，都曾真切地、共同地，在惊涛骇浪里，为同一个方向埋下过头。这就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