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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先通读一遍，再回看题目、开头、过渡和结尾，更容易提炼出可借鉴的写作框架。
我家柜子深处藏着一本老式硬壳笔记本，蓝底子，边角已经磨得泛白。那是母亲的记账本。
我第一次翻开它，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。泛黄的内页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了歪斜却工整的小字：“2003.9.1，学费3200；2005.3.15，近视眼镜480；2008.8.22，去省城车费75，大学报名……”没有日期的地方，则挤着些不成句的短语：“小儿咳嗽好转”“老大电话三分钟”“冬至，包了白菜馅”。
那些数字像蚂蚁，爬满了我的十六岁之前。原来我的成长，是可以被这样具象地计算出来的。眼镜的度数加深，对应着笔记本里三次换镜的记录；身高从一米五蹿到一米七五，夹在册子里褪色的身高标记就是见证。甚至我第一次离家住校，那一页的角落有个小小的晕开的圆点，像一滴没来得及擦掉的泪。
真正读懂它，是去年春节。母亲翻着它念叨：“你十六岁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取暖费多了两百块。”父亲在一旁插话：“哪是冬天冷，是他非要买那件名牌羽绒服，你在厂里多加了十几个夜班。”我愣在那里。那件早被丢弃的羽绒服，在记账本上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，背后却是母亲十几个深夜的疲惫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本子记下的，从来不是数字。
去年秋天，母亲住院手术。我在病房陪护，她忽然轻声说：“家里衣柜最上层，记账本下面，有个存折。”我回家找到那个薄薄的红本子，下面果然压着一张存折。开户名是我，金额不多，却整齐地存着我工作后给他们的每一笔钱，分文未动。存折夹着那张纸：“给儿子应急用。”
那个瞬间，我站在昏暗的房间里，握着那张单薄的存折，忽然喘不过气。原来父母给予的一切，从来不是等待偿还的债务；而我们自以为是的回报，却被他们悄悄存成了下一次给予的资本。
如今，母亲不再记账了。她说：“该记的都记在心里了。”可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不需要笔墨。就像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时，窗外传来她刻意放轻的洗碗声，水龙头拧得很小，碗碟碰撞几不可闻——那是她数十年如一日的、爱的习惯。
记账本的最后一页，在2014年6月停住了。那是我大学毕业的日子。下面有行小字，墨迹比任何一页都深，像是用力刻上去的：“翅膀硬了，要飞了。空巢，开始。”
而在这行字下面，是我去年偷偷添上的一行：“飞再远，线还在你手里。”
账本合上了。有些债，注定要用一辈子去欠着；有些恩，注定要用生生世世去惦记。这大概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，最笨拙也最深沉的计算方式——永远算不清，永远不必算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