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们这帮人的作文故事》

我们这帮人，是高中最后一排的“钉子户”。

老张，个子高得像根电线杆，总爱把校服拉链拉到顶，下巴藏进领口。数学课上他永远在睡觉，可老师叫他起来答圆锥曲线，他能眯着眼，三秒心算完焦点坐标，嘟囔一句“选C”，然后继续趴下。他的课桌肚里没有课本，塞满了《时间简史》和《海贼王》。

我斜前方是小雅，一个永远在织围巾的女生。她手指翻飞，毛线球在课桌下来回滚动，仿佛那不是毛线，是操控时间的纺锤。她给全班每个人都织过东西：手套、杯套、甚至手机套。她说：“手不能闲着，闲着就会想那些考不上大学怎么办的事儿。”她织的围巾，长得能从三楼垂到一楼，颜色总是混搭得大胆又和谐，像我们杂乱无章又莫名融洽的青春。

靠窗的是“哲学家”胖子。他课间从不出去，就对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。他会忽然转过头，严肃地问：“你们说，是树在看我们，还是我们在看树？”没人接话。他自顾自点头，在本子上写：“今日，树与我，两相观望，互为风景。”他的作文永远偏题，但语文老师总舍不得给他低分。

我们这帮人，成绩像过山车，好的时候能冲进中游，差的时候承包榜尾。班主任找我们谈话，说“最后一排不等于人生的后排”。我们点头如捣蒜，回到座位，老张在研究某个棋局，小雅在拆一条织错的纹路，胖子在观察飞过窗户的鸟的轨迹。我们知道老师的话是对的，但我们也知道，有些东西，比“正确的位置”更重要。

我们的阵地，是下午第四节课后的空教室。值日生刚扫完地，空气里漂浮着淡淡的灰尘味。老张搬来半旧的象棋，摊开棋盘；小雅带来她妈妈做的绿豆糕，用旧手帕包着；胖子负责“借”来物理实验室的热水壶泡茶。我们下棋，吃点心，争论一道谁也解不出的题，或者什么都不争，就看着夕阳把黑板擦成金黄。那些时刻，没有“高考倒计时”，没有“人生规划”，只有此刻的糕点的甜，茶水的暖，和即将被“将死”的老张懊恼的怪叫。

有一次，月考惨败，气氛低迷。胖子忽然指着窗外：“看，那根最歪的树枝。”我们望去，老槐树有根枝桠，拧着劲地斜长出去，在规整的树冠里显得格格不入。“它可能接受到的阳光最少，”胖子说，“但它长得最带劲儿，形状最独特。”我们都没说话。小雅默默地又开始织东西，这次是块小垫子，说要给象棋棋盘用。老张“啪”地摆下一枚棋：“将军。”虽然那盘棋他最后还是输了。

后来，高考倒计时变成了个位数。最后一节自习课，班主任破例没来讲题。我们依旧坐在最后一排。小雅终于织完了那条巨长的围巾，把它拆了，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小段毛线，说：“带着，当个运气。”老张难得没睡觉，在一张草稿纸上画我们几个人夸张的漫画。胖子望着窗外，忽然说：“树记得我们。”我们在那页草稿纸的背面，签下了彼此的名字，字迹潦草，挤在一起，像一群互相取暖的小兽。

如今，我们这帮人散在了不同的地方。老张去了南方学船舶设计，他说大海和星空一样辽阔。小雅在北方一所美院，她不再织围巾，改搞纤维艺术。胖子果然学了哲学，偶尔给我发晦涩的短信。我留在了本地。

我们很少再聚齐。但我知道，在某一段歪斜生长、互相见证的岁月里，我们曾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。我们共享过同一片漏进后门的阳光，同一块甜腻的绿豆糕，同一种被定义为“后排”却自顾自茂盛的心情。我们不是时代的主角，不是故事里闪耀的星辰，我们只是歪脖子树上那几根不太规整的枝桠，在属于自己的方向上，认真地、热闹地，迎风生长。

这就够了。这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全部意义。